中國時報【本報訊】
先要聲明，「再革命（re-revolution）」這個名詞並非由我杜撰，而是舉世聞名的「外交關係協會（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，簡稱ＣＦＲ）」首創使用的。
創造此詞的辛格（Michael Singh）是印度裔的美國學者，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，又獲哈佛大學企管碩士學位。他是中東事務專家，服務白宮「國家安全會議」達八年之久，做過前國安顧問鮑威爾和萊斯的特別助理，後升國安會中東事務資深主任（Senior Director for Middle East Affairs），二○○八年八月才離開公職。
辛格現在是「華府近東政策研究所（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）」的高級研究員，支用紀念Ira Weiner基金的款項，收入不菲。他在哈佛大學「甘迺迪政府學院」兼課，任該學院「伊朗工作小組（Iran Working Group）」召集人。所謂「工作」，意指受美政府委託做研究，以供決策參考。
《外交事務（Foreign Affairs）》雙月刊，更不需要介紹。ＣＦＲ雖為民間團體，網羅了全美政、官、學各界菁英，向來被視為引導美國外交政策的無形推手。我是從ＣＦＲ直接收到辛格這篇文章，該刊七．八月號尚無此文，恐怕要等到九．十月號才會刊出。
ＣＦＲ如此重視辛格這篇文章，因為他的主張，很可能造成美國對伊朗政策指導原則的全面檢討，即台灣所謂「大翻盤」。文內雖未明言，卻暗示了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向。簡言之，美國要解決伊朗問題，過去使用外力壓迫，三十多年來已證明完全失敗。只有伊朗人自發自動的內部革命，或民意造成的改革，才能改變這個使美國頭疼不已的國家（見圖，法新社）。
伊朗是泱泱大國，面積一六四萬多平方公里，去年估計人口達七四一九萬人；兩者都居世界第十八位。大流士時代的波斯帝國，領域從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洋，比同時的華夏中國還要廣大。
遠者不提，必須檢討近百年歷史中驚天動地的三次革命，才能瞭解今日的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（Islamic Republic of Iran）」的由來和今後趨向，有三個關鍵：
其一，是一九○五至一九一一年間，伊朗王國所謂「憲法革命」，首度對坐在「孔雀寶座（the Peacock Throne）」上的伊朗王的專制大權，加以限制。其二，是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間莫沙提（Muhammed Mossadeq）任首相時，逼使曾來台訪問蔣公的巴勒維國王宣佈退位。其三，則是一九七九年的宗教革命，推翻王室，由伊斯蘭教長（Imams）統治全國。
辛格分析，造成這些巨變的因素，也有三個。第一是伊朗人民痛恨統治階級的貪汙腐敗，覺悟唯有流血革命，才能改變國家的命運。第二，是統治階層一度分裂，官僚與教長本應合作，反形成對立局面。第三，則是青年人基於伊朗過去光輝歷史，結合具有同樣理念的中青代教長，顛覆了伊斯蘭教長久以來崇聖敬老的教誨。
站在美國人立場，辛格文中雖述及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，卻一字未提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從那年十一月四日，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，整整四百四十四天被伊朗學生包圍，使館官員與那天到館申辦護照的美國人六十六人被抓，做為人質，轟動全球的故事。包圍使館的學生們有三項要求：巴勒維國王應回國受審；美國應為過去干涉伊朗內政道歉；並保證今後不再介入伊朗任何事務。平心而論，除第一點外，其餘要求並不過分。
卡特總統當然不肯答應。他驅逐在美的數百名伊朗學生出境，同時沒收了伊朗政府存放在美國金融機構的八十億美元資產。不久後巴勒維因淋巴腺癌去世，第一條要求不必再提了。但先前被他流放境外，此時才能回國的伊朗「最高領袖」柯梅尼教長仍然罵美國是「撒旦」，和「伊斯蘭的公敵」。
直到一九八○年的兩伊戰爭，伊朗和伊拉克的海珊打起來後，急需武器，也和美國有了共同敵人。但兩國間久已存在的岐異太廣太深。歐巴馬競選時，雖說希望與伊朗恢復邦交，他的任期已經過半，仍然八字還沒有一撇。
去年六月的伊朗總統選舉，受柯梅尼庇護，尋求連任的阿赫馬．迪內賈總統（Mahmoud Ahmadinejad）自行宣布贏得連任，卻被青年學生批為做票造假，又引起動亂，因而稱為「綠色革命（Green Revolution）」，騷亂至今未能平息。
多災多難的伊朗，恐怕只能寄望於流血革命才能脫離苦海了。
文章出自: 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article/url/d/a/100809/4/2aqhd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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